播信仰之火

——涵养“爱国、进步、担当”的气质

从1934年第三次封闭结束恢复办学开始，学校面临几番起落，但是师生们不但在战火和斗争中保住了学校正常教学，还积极将教育与革命相结合，为前线战场提供保障和服务。

在校史馆里，展示着一面写着陕甘宁边区绥德师范的旗帜，是绥师当年的校旗。每一位来参观的人都要在旗帜前面驻足，因为它记载着绥师在中华民族崛起中的功绩，展示着西北革命摇篮的经历与岁月，也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不屈的精神。

黑暗中的斗争

身处这样一所历史底蕴丰厚的百年名校之中，许多师生都自发地去了解校史，大二学生张浩楠准备趁暑假多去几趟旧校址看看，同学们手机里都有一份3万字的校史稿，大伙常在课余互相讨论，他们对学校的三次封闭最感兴趣。因为四师哪怕经历过三次封闭与解封，始终是时代列车的关键一节。

1930年12月，四师因为示威游行第三次被封闭。由于四师屡遭封闭而革命火种不灭，导致当时的政府不敢继续开办，便以校长无人继任为由，将四师停办达三年之久。

直到1934年4月，当时的陕西省教育厅派督学高协和筹备恢复四师事宜，更名为“陕西省立绥德师范学校”，简称绥师。

学校恢复和开始招生的消息一出，陕北各地的青年学生，奔走相告，踊跃报考，求学热情非常高涨。

当时，由于党组织尚未恢复，学校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严密控制之下，整个学校的空气是沉闷的。“西安事变”的爆发，给绥师师生带来了很大震动，在民族存亡的时代关头，学生的回应则更为直接。

学生中间开始掀起拥护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的爱国热潮，当时学校有一台收音机，当微弱的广播声中传来西安事变的消息和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八项宣言，激动的师生们当即就把消息抄写成大字报张贴到学校操场的墙上，成为新闻渠道不畅、消息闭塞的古城绥德的重要消息源，让绥德人民及时了解到抗战形势。

1937年11月，八路军驻防绥德，绥师的政治空气更加活跃。学生秘密组织起读书会，阅读革命书刊。学校还邀请八路军的干部来做报告。霎时间，“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歌声响彻了校园斋舍，《睡狮猛醒》《八百壮士》等救亡戏剧在舞台上演。

写实的剧本，富有张力的演出让台下的师生悲愤万分。校友张问士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李国璋老师的短发顿时竖起来了，淌着的泪水湿透了衣裳前襟，愤恨得马上要冲上台与鬼子拼了似的。郭凤鸣同学一下子哭出声来。这时全场响起了口号‘打倒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声此起彼伏，大家共同产生了走上抗日前线，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

在警备区民运科和“青救会”的帮助下，绥师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重建的学生会也改建为学生抗敌支会。

在学生抗敌支会和民先队的领导下，学生们组成工作团回乡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从而推动了绥德及周围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8年4月，学校党组织得以恢复，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学校的抗日救亡活动更加蓬勃发展。

绥师组织多个战地服务团，在沿黄河岸东西两边进行战地服务。团成员通过演戏、唱歌、扭秧歌、讲演、写标语等，深入到院落，有的同学将自己化装成“乞丐”，用沿门乞讨的办法进行宣传。

不管反动政府机构怎样破坏宣传，群众却对学生十分欢迎，学生往往在这个村宣传还未结束，另一个村就派人来接。他们还用自己编的歌赞扬学生：“绥师学生真能干，背上铺盖下乡宣传，钱钱饭、山药蛋，住冷窑、爬高山，鞋磨绽、手冻烂，大家起来齐心干，驱逐日本鬼子快滚蛋！”

1936年底，省教育厅终于同意由刘春园接任绥师校长。刘校长思想上十分倾向革命，聘请进步知识分子到学校任教，并订购进步书刊，默许乃至指导、支持进步师生的抗日救亡活动。

但学校出现的学生思想自由活跃，积极抗日救亡的局面，也招致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不满。在其干扰破坏下，校长履职艰难，被迫于暑期请辞，这正中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下怀。他们当即就免去了刘春园的校长职务，任命白焕亭为绥师校长。

学生们得到白焕亭被任命为校长的消息后，立即发表宣言，挽留刘春园校长，反对白焕亭进校，可惜的是并未成功，学校也面临分裂。

跨越百年的思政课

“绥师的人才有两次井喷期，第一个是1927年到1930年的四师时期，在李子洲、王懋廷等人的引导下，培养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缔造者；第二个就是在1941年到1949年，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师范学校，主要以培养革命干部为主，学生们走上了不同的岗位，在各行各业中干得风生水起，所以被称为革命英才的摇篮。”榆林学院绥德师范校区管委会副主任延晓强说。

在1945年9月19日出版的《解放日报》上，发布了这样一条新闻：绥德师范自1940年以来，培养干部获得很大成绩。五年内，培养出300多名中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干部。

当把时针拨回到1940年，那一年的端午节，绥师被反动校长白焕亭分裂后，中共绥德特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接收了未出走的师生，又从延安调来一些教师，保住了绥师。为了帮助学生提高思想认识，暑假期间，由警备区学生会组织绥师党员学生和部分进步学生赴延安参观，用事实澄清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宣传给青年学生思想上造成的混乱。

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正式决定接办绥师，改校名为“陕甘宁边区绥徳师范学校”。到下半年，将原来分属不同系统领导的党组织统一起来，使学校各项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开展起来。

黎明前的黑暗终于被冲破了。

很快，陕甘宁边区中等教育和国民教育的方针明确：“为抗日战争与边区人民服务，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绥德分区也提出了“学校要与劳动、社会、政府、家庭相合”的教育方针。

从1943年起，绥师便转为以干部教育为主。先后增设了地方干部训练、青年干部训练班、妇女干部训练班及无线电训练班和会计班等专业培训班，学制不定，应急培养。

在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十分重视为社会现实服务，教书育人，不断适应战争和边区建设、开辟新区等方面的需要。

尤其是在政治课的教学中，也密切联系实际，对当前时事政策的学习尤为重视。每个时期的时事教育，都根据当时情况，制定出本学期的教育重点。

“在四师时期，国文课老师就自己编教材，打破旧式教育，指导学生学《共产党宣言》，其他老师则在课程中宣传新思想，宣扬推翻剥削制度。”延晓强说，绥师很早就开始注重课程思政，在每一门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的理念。

在日常教学中，绥师的数学老师会在课程中提到华罗庚，物理老师分享钱学森、邓稼先的故事，将他们思想进步、奋斗不止的精神宣贯在课堂中，虽然各科的教学内容不同，但思政一直贯穿其中。

1990年，教师郝光霞从榆林师范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绥师任教。学校升为大学之后，郝光霞从语文课转教学前儿童语言教育课，开学第一课，中国足球彩票：安排郝光霞给同学们先讲党史与校史。

50分钟的一堂课很快过去了，学生们依旧听得津津有味。

“校史馆里的英烈，并不只是照片挂在那里，而是有精神存在在校园里。”郝光霞给同学们讲家族长辈霍氏父兄几人的革命故事，霍世英1925年考入四师，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虚岁才15岁，比在场的同学们年龄还要小，霍世英一直从事党的地下革命活动，被叛徒出卖入狱后，受尽折磨。家人给他送来越冬的裤子都穿不上，只能把做好的棉裤撕烂，再套上去。但他始终坚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

这样的讲述方式让同学们感觉书本上的革命先烈与生活中熟知的老师有了联系，对他们的事迹感触也更深。

霍世英的兄弟霍世杰、霍世仁也先后考入绥师并参加革命。2010年，学校编纂校史读物《记忆》时曾经找到霍世仁想记录他的奋斗故事，被一口拒绝，只留给校友一句话“我没什么好写的，只是希望同学们任何时候都要爱国，没有爱国思想，书读得再好有什么用？”

“爱国、进步、担当，这是绥师人的气质和特征，也是同学们要继承的优良传统。”5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榆林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郭东敏正在给师生们作党史讲座。

因为一直在讲马克思主义课程，榆林学院的师生们给郭东敏起了个外号，叫马克思的“幽灵”，说他“游荡在榆林学院的上空”。“有的同学见我脱口而出‘马老师’，把我的姓都给我改了。”郭东敏笑着说。

这样的讲座每周都会举行，来自校内外的专家学者从多个维度给师生们讲党史、说校史，就像百年前的四师一样，凡来绥徳的名人，学校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们把外面的世界介绍给师生，使大家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学史增信，不但有老师讲党史，同学们也要讲。绥师成立了学生宣讲团，举办学生学党史学校史的演讲比赛。绥师正在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计划，每节课占用十分钟时间，同学们可以分享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中国的故事、马克思主义的故事。

“一个班100个人，这学期如果每人能讲一件事，那人人都能收获100件党史故事，我们给政工干部讲课，凸显理论性、思想性，但是给学生讲课，就要以通俗易懂的内容，在思政课上种下信仰的种子，学生在工作生活中才能践行。”郭东敏说。

文学艺术也是“武器”

1941年7月20日，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一行135人，跟着一面鲜红的队旗离开了绥德古城。这是继1940年暑期赴延安之后再次组织的参观访问活动。

8月14日，毛泽东第二次与同学们见面。在会议室，参观团将题有“你是我们的光辉旗帜”的锦旗献给毛泽东。随后，老师们将提前准备好的师生名册交给主席，请求题词。

毛主席欣然提笔，写下了“奋斗”“坚持抗战”“艰苦奋斗”“坚持团结”“学而时习之”等。如今，在绥师的校园里，爱国与奋斗的标语牌被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它是绥师人的精神内核。

从1945年8月到1946年6月的解放战争序幕时期，学校基本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但是，抗战的硝烟尚未散尽，内战的阴云却已经密布，学生们的书桌还是无法安放。

1946年下学期开学后，学校刚正常开展教学活动不到两个月，国民党反动派便开始不断袭扰绥德。每天天刚亮，师生们就走到山里的土窑洞，以地当凳、以腿当桌，开始一天的学习。中午简单吃过干粮，天黑了再回学校。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个冬季。

校友张继成就是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转入绥师的，在回忆录中，他写道，为了避免暴露目标，师生们经常是夜行昼宿，连续转移。转移的脚步走遍了绥德、子洲、米脂、佳县，甚至是黄河碛口对岸的山西。只要是环境允许，学校始终坚持教学活动。记忆中，老师总是站在高处，既教知识，又教做人。

上学期间，随着形势的发展，时常有同学随时被调出工作。进入学校四个月后，张继成就参军离校。边行军、边上课、边宣传、边搞战地服务，是他对这个时期教学活动的主要印象。

1946年11月，榆横战役打响后，绥师率先支前，有许多人直接参军、参战。学校组织的战地服务团有的被派到医院，参与急救护理工作。有的分配到宣传队当演员，激发人民的革命斗志。

这里的“战地服务团”便是绥师文艺班的前身。解放战争发展到1948年，已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进攻。为适应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的需要，西北局将原绥德地委文工团调往延安。再培养一支文艺队伍的需求被提上日程，绥师接下了这个任务。

这是文艺班诞生的现实原因，而重视文艺在绥师有久远的历史传统。自李子洲任校长起，就一直倡导将文艺演出作为宣传动员人民群众的有效手段和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建校第二年，绥师就成立了文艺演出会。杨明轩、田伯英、王子休等老师都曾亲自登台演出。

在抗日战争时期，“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歌声也响彻校园。特别是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绥师的文艺活动指明了正确方向，文艺到工农兵中去，向工农兵学习蔚然成风。再加上鲁艺的到来，既为陕北带来新秧歌，还为绥师派来艺术造诣精深的老师。

这些老师带领学校文工团深入到郝家桥村，向农民请教，向劳动英雄刘玉厚学习，编写出《郝家桥》一剧，就地上演听取群众意见。随后，他们排演了《回娘家》《红孩女妖精》等剧，影响逐渐扩大。

1948年3月，文艺班正式成立，起步时，她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剧团。在其鼎盛时期，也不过50来人。可是，剧团虽小，却能演大戏；人员虽少，却能唱大合唱。在其存在的一年半时间里，文艺班显示出了耀眼的光华，创造了光辉的业绩。

文艺班不仅当年轰动各地，就是现在人们谈论起来，仍不免要赞叹一番。20世纪30年代的学员中，出现了《创业史》作者柳青这样的著名作家。而有直接文艺班背景的艺术家更是数不胜数，比如《陕北牧歌》的导演刘斌，《北京的金山上》作词编曲马倬，民歌艺术家白秉权等等。据粗略统计，绥师在新中国建立前培养出各类文艺干部 150多人。其中约有76人一直战斗在这条战线上。

70周年校庆时，绥师精心策划了一场名叫“光辉历程”的文艺演出，并邀请众多校友一起回忆峥嵘岁月。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来自二胡、唢呐、舞台剧、话剧等众多领域的艺术家，齐聚绥师，他们热情高涨，自发组织了另外一台演出，轰动绥德。

那么，为什么文艺班能够叶茂花红？校友黄锡林曾在《厚土育硕果——记绥师文艺班》一文中将原因总结为，刻苦训练，坚持向群众取经，群策群力。

文章来源：当代陕西

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UOlluMDBRX8Zg7zFT3DN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