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李子洲在1929》有着并不复杂的剧情，定格并聚焦共产党员李子洲在1929年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故事以倒叙、补叙和插叙的方式，将主人公的道德信念、理想追求、令人感叹的命运遭际，以细腻而柔软的“剥笋手法”次第铺展开来。

李子洲1923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陕西革命的先驱者和陕北共产党的奠基人，也是陕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之一。1929年2月，李子洲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同年6月牺牲，但是他的精神被延续下来，播下的革命火种在陕北熊熊燃烧。话剧《李子洲在1929》讲述了革命烈士李子洲牺牲前在狱中最后10天的故事，此时此刻的他，必须每天承受着来自身体与精神两个世界的考验：作为曾经的陕西清涧、渭华等起义的发起者，省工运、农运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亲眼目睹了太多的流血和牺牲； 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像无数无形的利剑不断地刺向他那单薄的胸膛、绞杀着他那病弱的躯体；当然，还有被背叛、被孤立、被流言折磨的痛苦……

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样的力量，竟然如此伟大，可以一直坚若磐石地支撑着他病弱躯体里的精神天地？而这正是话剧《李子洲在1929》将要揭示的魂魄。

为了更加立体化、深层次地发掘主人公非凡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与伟岸的人格魅力，作品围绕李子洲设计了另外3个关键性的人物：粟奕——李子洲在就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时期的女学生和追求者，在狱中负责审讯李子洲的警官；粟涤平——曾经的国共合作时期的战友，现任省警察局局长，粟奕的父亲；张甫仁——李子洲在绥德师范学校时的学生与助手，被捕后变节并出卖了李子洲。

此三者，皆是指向李子洲性格与形象塑造，以及内在精神世界揭示的底衬与推手，是该剧创作者们别出心裁设计出的复合参照面，使其本不可见的理想信念、精神追求和人伦道德等复杂的内在世界，在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不同维度下呈现出了的具象化的映照。三者合力聚焦于李子洲灵魂的拷问，更确切地说，是一场严肃的以拷问李子洲为名的中国足球彩票你我灵魂的拷问。

在警官粟奕的世界里，在这个单纯、善良、迷茫、不成熟、为情和义所困的年轻姑娘心目中，对革命者的审讯，因为对老师那难以克制的敬重与无法割舍的爱慕，而变得完全“不成体统”。她哪里知道，她的一片真情竟然成了被精明的警察局长父亲所利用的“软化”工具。而她在老师精神光辉的感召下还是觉醒了，最终以最为惨烈的方式赴义。

粟涤平则以一个曾经的战友的身份与口吻，谈论自己所理解的政治斗争，以趋利避害的人之常情与看似极为真诚的态度，对李子洲加以竭力规劝，凭借着个人立场下所看重的亲情与友情的人伦维度，来触碰一个坚定革命者的信仰底线与边界……的确，“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是中国人通常所认同的传统的做人智慧，也是粟涤平一次次进行劝导的逻辑依据：“表个态而已。子洲兄胸襟磊落，志在高远。只要从这里走出去，你仍然可以翱翔九天，鹏程万里……”

而叛徒张甫仁的“三观”则具备了“厚黑”的维度：“审时度势，并不意味着妥协和屈服，它只是一种战术上的撤退。只要忍得一时之辱，那就正如杜牧诗所言：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想想历史上的那些伟大人物吧，想想范雎、勾践、韩信、司马迁吧，哪个不是先受辱而后名天下？更何况，一份自白书而已，根本也谈不上什么受辱……”张甫仁声称人生的理想追求可以采取所谓的“迂回”和“变通”的方式来实现，这究竟又有什么不妥呢？该剧在还原李子洲舍生取义历史背景与事实的同时，相信也对当下那些善于“变通”的人士，在道德良心上进行了一次拷问。而张甫仁最终的饮弹自尽，则是正义在邪恶躯体里的一次寓言式的胜利。此种因缘表达，既深刻，又尖锐，是人心所向的善，是历史必然的真。可以说，这是作品对人性善恶极限的一次冒险性探底。

与以往一些革命历史剧“贴标签”的做法不同，为了使剧中人物血肉丰满，话剧《李子洲在1929》独具匠心地对革命者所定义的大是大非的信仰问题，以当下人所能感同身受的人情世故来作如是的呈现。该剧对择友，维护家庭和个人利益，处理师生情、亲情、爱情与友情等方面作了不同程度的展示，将它们逐一地摆在坚持革命信仰的大是大非面前，这让所有在场的观众，亲临了一次又一次的心理考验。从表面上看，这是对革命者信念与立场的考验，实际上随着剧情的不断推进，其矛头则不止一次地反转过来对准了台下的观众——该剧以细致而深刻的心理分析与推导，将一次次灵魂拷问掷向了观众，让观众在观看剧情之余，得到了一次通向个体独立自省的精神补给机会。这些对人物思想和性格的深层探索，令作品避免了“扁平化”的形象刻画。

话剧《李子洲在1929》尝试着以“莎剧”的台词语言风格、问答或拷问的独白与集体旁白形式、台上台下多方位互动的音响效果（如采用台上、台下齐唱《国际歌》等形式），来呈现历史唯物主义逻辑下的史事演绎。剧中剧情则有意识地导入心理剧的思路，在探讨人性所能够达到的极限的同时，对观看者的灵魂发起了一次又一次集中而猛烈的拷问。正如剧中台词所说：“在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毫无道理的横空出世，如果没有大量的积累和牺牲，就不会有真正的胜利，我坚信我们的胜利。只要坚守我们的初心，我们永远都是同志！”

“李子洲，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该剧所给出的最为直截了当的答案。

文章来源：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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